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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栏 - 传承

诗言志

胡泳 2017年10月23日

胡泳,北京大学教授

追根溯源,古代的情与志皆关乎政教。因此,“诗言志?#21271;?#36171;予了一个影响巨大的含义:诗被当成一种政教工具。


朱自清先生诗论专着《诗言志辨》说,“诗言志”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。三字语出《尚书·尧典》:“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,八音克谐,无相夺伦,神人以和。夔曰:于予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。”

早期,诗、歌与乐、舞是合为一体的,从上文中的“百兽率舞”可知。诗即歌词,《诗经》中的诗都?#24378;?#20197;歌唱的,是入乐的乐歌。后来诗、歌、乐、舞各自发展,独立?#21830;濉?#31206;、汉设乐府,乐府就是试图把诗和乐统一的机构。汉人乐府诗最早称“歌诗?#20445;?#20063;就?#24378;?#20197;歌唱的诗。

《毛诗序》云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,而行于言。言之不足,故嗟叹之。嗟叹之不足,?#35270;栏?#20043;。?#26639;?#20043;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”?#29420;?#35760;·乐记?#20998;赋觶骸?#35799;言其志也,歌咏其声也,舞动其容也。三者本于心,然后乐器从之。”这些文献把诗、歌、乐、舞的关系讲得很清楚,它们是先后及搭配的关系:诗不足表达,加?#30456;?#27468;,又不足,加上?#26639;瑁?#20173;不足,复加上舞蹈,以表达情感,最后再把诗、歌、舞辅以乐器。郑玄注《乐记》云:“三者本志”、“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。永,长也,歌,又所以长言诗之意。声之曲折,又长言而为之,声中律乃为和。”

诗歌本不分家,什?#35789;?#20505;开始出现?#23433;?#27468;而诵”的现象呢?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谈论赋体文学的产生时,有过明确的回溯:“传曰:‘不歌而诵谓之赋,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。’言感物造端,材知深美,可与图事,故可以为列大夫也。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,以微言相感,当揖让之时,必称诗?#26434;?#20854;志,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故孔子曰‘不学诗,无以言’也。春秋之后,周道浸坏,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,学诗之士逸在?#23478;攏?#32780;贤人失志之赋作?#21360;?#22823;儒孙卿及楚?#35760;?#21407;,离谗忧国,皆作赋以讽,咸有恻隐古诗之义。其后宋玉、?#35780;眨?#27721;兴枚乘、司马相如,下?#25226;?#23376;云,竞为侈丽闳衍之词,没其讽喻之义。”

可见,在春秋时代,诸侯卿大夫在外交场合经常用称引诗歌的方法来表达志意,这就是后人所说的“赋诗言志”。孔子曾经说过:?#20843;?#35799;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。虽多,亦奚以为??#20445;ā?#35770;语·子路》)学了《诗经》,交办政治任务却办不通,出使外国却不会赋诗来应答专对,这样的人能背再多的诗又有什么用呢!孔子的批评显示了诗在春秋贵族中的重要性,不仅限于政治和外交领域,这些贵族在宗教、教育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也会普遍地赋诗称志,有一套娴熟的赋诗本领。

例如,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记载:楚国遭受吴国入?#37073;?#26970;将申包?#38387;?#31206;国?#24535;?#20853;,秦哀公见事不关己,于是拖延推脱。申包胥无奈,在秦国宫廷外一连哭了七天七夜,终于把秦哀公感动。最后,秦公赋《秦风·无衣》:“岂曰无衣?与子?#25509;選?#29579;于兴师,修我戈矛,与子同仇!?#20445;?#34920;明秦国愿意出手相救。

在这种称引活动中,人们有时就脱离了音乐而只用诵读的方法。但春秋以后,礼崩乐坏,“聘问歌咏”之事在诸侯国的交往中不再使用,大儒孙卿和楚?#35760;?#21407;等人于是仿效古人“赋诗言志?#20445;?#20889;作?#23433;?#27468;而诵”的诗来表达自己的“贤人失志”之情,这就是“赋”的起源。这种文体被宋玉、?#35780;鍘?#26522;乘、司马相如、扬雄等人仿效,在汉代成为一种代表性的文体。

在春秋时代,赋诗既被用来考察邦国与个人之志,因而赋诗也就是赋“志”。“诗”与“志”几乎可做同等理解,《左传》?#22797;?#25552;到赋诗,直?#27891;?#26159;讲赋“志?#20445;?#20363;如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陇之会,赵孟要求郑国七子赋诗,以“观七子之志?#20445;?#26157;公十六年郑六卿赋诗之会,韩宣子要求“赋不出郑志?#20445;?#21363;限定六卿只能用郑风中的诗篇表达自己的志意)。楚竹简《孔子诗论》,开篇即谓“诗亡离志,乐亡离情,文亡离言?#20445;?#35799;是不能脱离志的,正如音乐不能脱离情,文章不能脱离语言一样。

按照闻一多先生《歌与诗》一文的考证:“志与诗原?#35789;?#19968;个字?#20445;?#35799;言志”之“志”包括“志?#20445;?#35760;诵的歌诀)、“事?#20445;?#35760;事的史书)和“情?#20445;?#24576;抱的抒情)三重含义。“志”和“情”是否合一,是后世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唐代孔颖达注“诗言志”?#36171;觶骸?#22312;己为情,情动为志,情、志一也?#20445;ā?#26149;秋左传正义》)。但渐渐地,这两个概念被对立起来,以至于朱自清的《诗言志辨?#26041;?#35799;言志”、“诗缘情”对举,认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传统。?#35789;?#35828;,“志”逐渐被赋予政治教化意义,而“情”则指代个体情感的抒发。

其实追根溯源,古代的情与志皆关乎政教。《毛诗序》云:“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,主文而谲谏,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以戒,谓之风。至于王道衰,礼义废,政教失,国异政,家殊俗,而变风变雅作?#21360;?#22269;史明乎得失之迹,伤人?#23383;?#24223;,哀刑政之苛,吟咏情性,以风其上,达于事变而?#31216;?#26087;俗者也。故变风发乎情,止乎礼义。发乎情,民之性也;止乎礼义,先王之泽也。”诗既记事,诗史不?#37073;?#36825;里说到,“情”乃出于“伤人?#23383;?#24223;,哀刑政之苛?#20445;?#35799;人由此感?#24120;?#21535;咏情性,以风其上”。《毛诗序》在说“吟咏情性”、“发乎情”的时候,同时强调“止乎礼义?#20445;?#20108;者合起来构成儒家的文学观,即文学要为政教服务。

《毛诗序》列于《毛传·关雎》题下开宗明义云: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,风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,用之邦国焉。风,风也,教也。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。”“诗言志”由此被赋予一个影响巨大的含义:诗被当成一种政教工具。

?#20381;?#28857;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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